台版 转自 负犬小说组



图源：求匿名



录入：七号插管



校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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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按了。虽然对讲机设为静音，还是能察觉有人按下门铃。不过，或许是我的错觉。这一年来，粗鲁的拜访、失礼的电话及自以为是的善意讯息不断涌入家中，我们变得非常敏感。



客厅门边的监视荧幕上，肯定映着站在对讲机前的人，八成是记者。



刚刚从二楼寝室旁的窗户往外窥望，大门前聚集几个扛着摄影机的男人和记者。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随时会下雨，那些人却守在没屋檐的地方，甚至自备雨衣。一年前，媒体穷追不舍带来莫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我一看见人影便会恶心胃痛，如今我习惯许多。胸口虽然有股遭受挤压的紧张感，但厌恶情绪减轻不少。媒体的关注降温也是原因之一吧。案发后，我光是碰触窗帘，楼下众人便会一阵骚动，迅速举起摄影机。现在气氛没那么剑拔弩张，电视台播报员还会跟其他播报员闲聊。原本唯恐遭人抢先一步的记者，像是吱吱喳喳来参观的游客。



二十三岁时，我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至今执笔超过十多个年头。凭借踏实地描绘活跃于十八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家一生的中篇小说（现下看来也只有「踏实」一个优点），我拿到知名度颇高的文学奖，获得许多与出版业人士合作的机会。不仅如此，我常在电视节目中亮相，跟电视台的人也有些交情，可惜，这些对把我当成猎物的记者及摄影师发挥不了作用。他们与我的认知差距太大，我根本手足无措。跟我合作过的文艺编辑或电视台员工，或多或少都对小说抱持兴趣。然而，追逐案件的记者完全不一样。文艺编辑若是「房车」，专门追逐案件的周刊杂志记者和播报员便是「跑车」。他们只有一个存在目的，就是「比其他人更早抵达终点，炒热观众的情绪」，房车根本不是对手。他们擅长挖掘案件，引发社会大众的好奇心。



不过，这一年来，我对电视台、报社及周刊杂志记者的刻板印象有些改变，不再像以往那般深恶痛绝。因为我学到一件事，就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同样是「追逐新闻的媒体工作者」，还是有许多差异。听起来理所当然，我却是最近才体会到这一点。举例来说，请求采访的记者中，有些人对「采访失去独生女的双亲」毫无罪恶感，而他们的理由又各自不同。有些人秉持「只要有助于破案，不惜在受害家属伤口撒盐」的信念；有些人嫉恶如仇，以致忽略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有些人根本不在乎案件背后的意义，只是尽职地完成工作；有些人满脑子想抢独家报导，为前程铺路；有些人纯粹是好奇心旺盛。这些人往往无视我哀恸的表情，振振有词道：「山野边先生，您身为作家，又常上电视，相当于公众人物。既然如此，就得有接受采访的觉悟，毕竟民众有知的权利。何况，您的一句话，或许将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他们不是刻意为难我，而是依各自的理念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初次处理这样的工作。对于「强迫陷入悲伤的公众人物发表言论」，他们经验丰富。



相较之下，我和妻子美树如同刚入行的菜鸟。我们初次体会失去女儿的痛苦，仿佛连皮肤内侧都暴露在外，承受丧失感的煎熬。我们夫妇与媒体对抗，简直像刚学相扑的新力士与身经百战的横纲交手。



面对媒体压倒性的攻势，我们拼命打起精神应付。



有一次，一名长期守在家门外的记者忽然拿东西扔窗户。对方虎背熊腰，我们以为他扔的是石头，但感觉不像。不知他扔到第几遍时，我决定打开窗户瞧个究竟。记者拍下我俯身捡拾的动作，我强忍不快，仔细一看，原来是白色的小糕饼，包装纸上印着「菜摘糕饼」的字样，我顿时怒火中烧。我女儿的名字正是「菜摘」，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方居然将印着她名字的食物扔向我家窗户，遇上这种情况谁能保持冷静？于是，我对着窗外破口大骂。



那记者毫无愧疚之意，反而大声报出杂志名及他的姓名，接着喊道：「请接受采访！」对方不断打手机骚扰我，由于我不理不睬，他便想出这样的手段。我咬紧牙关，压下想跑出去对他拳打脚踢的冲动。



「那是我老家附近糕饼店卖的点心，味道非常棒。经营糕饼店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每天从早忙到晚。」然后，对方忽然唱起：「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饼，快来尝一口！」不晓得是不是糕饼店的宣传歌。唱完，他哈哈大笑。



他以为这么做我就会接受采访？我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将他的手机号码设为拒接黑名单。他是我第一个封锁的对象。



当然，并非所有记者都和他一样。有的记者打从心底表现出「为何我得将麦克风对着一个女儿惨遭杀害的父亲」的痛苦矛盾。有的记者在离去前，一脸哀伤地说：「您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这种对待。」有的记者不仅温言安慰我妻子，还劝其他同业别再缠着我们不放。



默剧演员卓别林认为，所谓的「媒体」是「名为群众的无头怪物」。其实，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与理念，价值观也大相径庭。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曾后悔自己成为作家。我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若非作家身分，我不会遭受如此肆无忌惮的采访攻势。事态演变到这个地步，全是我的特殊职业所致。



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作家身分在某些时候形成助益。从前合作过的出版社杂志记者，多少留了情面。



仔细想想，最可怕的或许不是媒体工作者。尽管不乏高傲自大、咄咄逼人的记者，毕竟不是全部。而且，确定加害者的身分后，新闻媒体对我的兴趣大大减退。



直到最近，我才晓得他们纠缠不清的理由，原来是怀疑「作家父亲其实是凶手」。真正的凶手落网后，一名认识的记者告诉我：「坦白讲，我也是身不由己。每当孩童遭到杀害，我们总会把双亲当成头号嫌犯，社会大众也一样。虽然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却难以完全抛开这个疑念。」



「我明白，双亲就是凶手的案例实在太多。」



「或许在您听来，这只是借口。」比我年轻的记者皱起眉，一脸沉痛。



「但……」我发出不知能传递到何方的话声，感觉像出鞘的刀刺入对方侧腹，补上一句：「但这次不同，我们夫妇不是凶手。」



「我知道。」对方难过地点点头。



「我们不可能杀害亲生女儿。」



不仅是媒体，我们还受到许多不露面、不具名的恶意攻击。有时是邮件，有时是电话骚扰，网路上恐怕也充斥着超乎想像的大量流言。虽然凶手落网，社会大众仍不死心，反复叫嚣「你们夫妇才是真凶吧」。



此外，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绝大部分是透过出版社转交的实体信件，及一些电子邮件。刚出道时，由于我写的是类似风景画家传记的枯燥小说，感兴趣的读者不多。我必须再次强调，那些小说只能以「踏实」形容。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踏实的风格，不过坦白讲，就是卖不出去。然而，随着上电视的频率增加，小说卖得愈来愈好，加上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效应，读者更是多到我无法掌握的地步。尽管都是读者，感受力与认定的常识却各不相同。案发后，他们寄给我的信中包含不少令我无法承受的言词。不论鼓励或批判，于我都太过沉重，看了两封便再也看不下去。



这一年来，我与妻子在家里淋着恶意形成的倾盆大雨，每天都像落汤鸡。雨滴穿透屋顶，直接打在我们身上。



我们愈来愈深入思考何谓「良心」。



「你知道吗？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具备良心。」美树那天对我说。



她跟我一样，承受媒体与一般民众的无情对待，当然也对「良心」这个议题产生兴趣。



「之前我在有线电视频道上看到的。」她接着解释。



「新闻节目吗？」从一年前起，我们几乎不看新闻节目。



「不，是往昔某个摇滚乐团的纪录片。那个乐团的鼓手在接受采访时咕哝：『听说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把良心当回事，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这种人被称为『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我想起早年为了写小说阅读的几本书籍。「有些书上说，他们拥有冷酷的大脑。」



表面上，这种人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他们一样会生儿育女或饲养宠物。不仅如此，他们多半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不少人成就卓越。只是，他们没办法和他人产生共鸣，遵守社会规范的意愿极低，毫无「良心」，完全不在乎自身的行动会造成多大危害。



「这些人『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咦？」



「这是书上写的。一般人怕伤害别人或逾越规范，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但『精神病态者』不受良心钳制，他们是无敌的。世上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原来如此。」美树不带情感地低喃。



「这种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痛苦。」



「即使再怎么给别人添麻烦？」



「是的，他们不痛不痒。不过，这不代表他们都会犯罪。虽然他们会伤害、利用别人，却不见得会做出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这是书上的用语。那书上说，因精神病态遭到逮捕的只是少数特例。」



「好比那些将我们当罪犯看待的记者，也没遭到逮捕？」



「没错。」我点点头。



「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个……」美树若有所思。从她的表情，无法判断是震惊于比例之高，抑或认为这是合理的数字。



「不过，这类统计数字的可信度颇低。这种人多半是一般百姓，搞不好就是隔壁邻居。他们过着普通生活，大多具有魅力且天资聪颖……」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发出呻吟，妻子也不禁皱眉。尽管不是我们谈起这个话题的目的，一张面孔仍浮现眼前。



那个毫无良知，完全不在乎伤害他人的男人。终结女儿人生的那个年轻男人。



我察觉又有人按铃。



要是打开大门，记者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气势汹汹地冲到我身旁，还是战战兢兢地缓缓靠近？「山野边先生，抱歉在您如此疲倦的时候登门打扰。能不能请您针对判决结果发表一点感想？」他们或许会这样开场。



若是「一点感想」，踏出法院时我早就发表过。



这种判决实在难以置信，我非常错愕。没想到法官会判无罪。



我照本宣科般说出这两句话。



这样大概无法满足记者。或许，此时聚集在家门前的是不同批记者，需要我重复相同的台词。无数想法在脑海扩散，一层叠着一层，宛如不断推向沙滩的重重波浪。各种念头互相交错、堆叠。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试着调整呼吸。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双手轻轻交握，闭上双眼，放空脑袋，让自己处于「除了活着什么也不做」的状态。这一年来，我都是如此缓和情绪。



脑海响起吉米·罕醉克斯（注：Jimi Hendrix（一九四二～一九七〇），美国著名吉他歌手，其音乐及吉他技巧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曲子。「我没办法活在今天。不管是今天或是明天。我在今天找不到任何乐趣。」



吉米·罕醉克斯如今已不在，无法「活在今天」。



去年夏天女儿惨遭杀害后，「今天」便不曾造访这个家。



不仅是二楼的女儿房间，家里处处都残留她的身影。



她曾坐在客厅的桌前，看着电视，边拿汤匙舀食物。有一次，她嘴里塞太多小番茄，连连眨眼，慌得不知所措。当时她五岁。



她曾背书包站在玄关，明明根本不懂意思，却嚷着「爸爸，我要出征了」。当时她正要去参加入学典礼。



她曾半夜起床上厕所，太怕黑而故意大声唱歌。当时她就读小学三年级。



她曾失足摔下楼梯，痛得嚎啕大哭，被吓得面无血色的我及妻子抱在怀里。当时她才上幼稚园。



家中的墙壁、柱子、榻榻米、纸拉门、地板、冰箱、洗衣机、窗户、窗帘、电视、书架、天花板的花纹，甚至是马桶上的缺角，都残留着关于女儿的记忆。我不禁产生错觉，仿佛将其中一样切下来，用自己的身体给予温暖，女儿就能重获生命。



关于女儿的回忆，并非仅限重大节庆或特别的日子。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女儿说过的每句话、做过的每件事，她的一颦一笑，生气的神情，认真踩脚踏车的背影，及感冒躺在棉被里的模样，填满我们的内心。然而，她已不存在这个世界。十岁那年，她的生命消逝，我们痛切体会到何谓「失去生存的希望」。



妻子美树曾说，倘若活着就得承受这种煎熬，她宁愿不要出生。那是黑暗真实的懊悔。只是，没人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被生下来。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再想深一点，任何人都有死亡的一天。既然得面对这样的恐惧，既然死亡迟早会降临，不如一开始便不存在。



「外头那些媒体记者，搞不好今晚就会离开。」我开口。称呼那些人为「媒体记者」算是很大的进步，以前我都叫他们「混蛋」。



美树坐在沙发上玩着桌上的数字游戏。有点类似填字游戏，必须计算数字，填满每个方格。这一年来，我们经常玩那个游戏。为了消磨时间，我们不断填着数字。进行「计算」时，脑袋便会屏除不必要的思绪。



「那些媒体记者干嘛缠着我们不放？你不是早就发表过感想？」妻子并未生气，纯粹提出内心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