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小兔、漂撇学长分别后，便直接前去拜访<御影居>的管理人种田老先生。



种田老先生似乎相当喜欢高千，见我们突然来访，不但毫不嫌弃，反而欣喜万分地是上前迎接。这不单是因为高千的魅力；他从昨晚便开始被警方疲劳轰炸，极想找个人发牢骚，似乎亦是原因之一。



“——真是的，我这座公寓是不是被诅咒啦？竟然连续发生同样的惨事。”



严格说来鸭哥并没死，但我姑且不纠正他。



“我看我得找人来作作法。”



高千与我的面前放着咖啡杯，与上次一样是即溶咖啡，但这回还附加蛋糕。我想应该是碰巧有人送了他蛋糕才拿出来的，假若是我独自前来，他八成不会端上。



“种田先生，警方也问了您不少问题吧？”



当然，负责发问的是高千。自上午起床后粒米未进、肚子空空如也的我，便趁此机会贪小便宜，猛扒蛋糕。



“我正要提呢！问我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现象或人物就算了，竟然还问我住户里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我就反问啦，昨晚跳楼的那个人不是自杀吗？当然，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



“那您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还能怎么回答？总不能说住户的坏话吧！再说，住在这里的都是普通人，这里离大学很近，所以学生居多；其中是有些年轻人不太懂事，让人头痛，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很普通的人，怎么会推人下楼嘛！”



“是啊！”



“所以啦，我就跟那些刑警讲——”



“是宇田川先生他们吗？”



“唔？不，应该不是这个名字，我记不清楚啦！”



看来这里似乎是由其他刑警负责。我才这么想着，种田老先生便一脸尴尬地说：



“这么一提，我把你们的事跟那些刑警说了，是不是给你们添了麻烦啊？”



“怎么会呢？对警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善良市民的义务。”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啦！说真的，我那些媳妇要是有你一半温柔就好了。不，这不重要，我就跟那批刑警讲啦，连过去发生的那两件案子在内，跳搂的全部是外面来的人，没一个是这里的住户。”



“说得也是。”



“但他们却怀疑住户里有不良份子，太离谱了嘛！人啊，绝对不会在自己的巢穴附近惹麻烦，要干坏事，会跑到毫无关系的地方去。这就和出外旅行时丢的脸一样，反正没人认识，丢过就算了。”



比喻或许有点不正确，但主张本身倒是颇有道理。



“犯罪者的心理也一样，谁会在自己的住处搞一些怪案子出来？不会嘛！要是被害者住在同一座公寓，或许还有可能；但三个都是外来的人，如果他们不是自杀，而是另有凶手的话，凶手铁定也是外来的人。这点道理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了嘛！”



瞧他像是满心愤懑，无处发泄，说的话却又头头是道。



“那警方怎么回答呢？”



“什么都没回答，只是一直说‘我懂’。我真想回他一句：‘你懂什么！’真是的，一点都不了解人家的感受。”他突然降低音量，靠在椅子上仰望天花板，叹了口气。“早知道就不盖这栋公寓啦！人一有钱，就干不出好事，本来是因为我儿子说不想继承家业，才想出这个折衷办法——”



“怎么说？”



“呃，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我们家本来是酒店兼药局。”



“对，我听说过。我对这方面不太在行，这种营业方式应该很少见吧？”



“或许是吧！至少我没看过这种兼业。说归说，店面是分开的，各自有出入口；不过进了店里就可以互通，所以和兼业的意思差不多。常有人批评，说我们同时卖搞坏和治疗身体的东西，根本是左手放火、右手打火。店是从我爷爷那一代传下来的，本来我打算让儿子继承。我想得太美了，以为有两个儿子，总有一个肯继承；谁知道打开天窗说亮话，竟然两个都说不想继承这种老旧的店。”



“后来您怎么做？”



“我只希望把店保留下来，不管任何形式都好，所以就加入了连锁超商，比较赶得上时代的潮流。后来长子还是不愿意继承，离开了家；不过次子说超商他可以接受。我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又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如你所见啊！说什么反正要改建了，只盖超商太可惜；这里邻近大学，可以盖一栋出租公寓——”



“令郎说的？”



“好像是我媳妇出的主意。说什么盖在这里一定有很多人租，爸爸就可以舒服地收租过日。说得比唱得还要好听。可是我根本不想搞什么出租公寓。别的不说，钱从哪里来？但我儿子他们不妥协，说是拿我们山里的那块土地抵押的话，银行绝对肯借钱，我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所以就假装同意。反正钱筹不到，他们也只得死心。没想到银行真的借钱给我们。”



“大概是因为立地条件好，银行判断可以回本吧！”



“应该是吧！不然银行怎么肯融资给我这种死老百姓？总之，我骑虎难下，只好认命，同意盖公寓，连我的棺材本都吐出来了。我那时候想，只要能和儿子、媳妇一起住，什么形式都无所谓，还特地把一楼部分拓宽成两代同堂的大小。”



原来如此，先前我就觉得即使管理人室的规格不同一般套房，也未免太大；现在我总算明白理由了。



“可是等新店面和公寓盖好后，儿子和媳妇却不肯与我同居。自己的爸爸住在这里，他们却跑去别处住，每天再来隔壁的超商上班，实在很无情啊！但是当时我如果要求同居，他们铁定就不继承店面了，所以我也无计可施。说来丢脸，最后公寓也是放我一个人管理。感叹着、感叹着，转眼间就过了五年啦！真是的，结果我现在连要见孙子一面都很难。就是因为筹到了那些资金，反而加深了家人的隔阂。”



这里也有一个——我不禁想道。就自己的主观上是爱子至深，实际上（即使没有自觉）却是一味想独裁支配孩子的父母。



当然，种田先生人并不坏；岂只不坏，他是个很好的人。他认为他做的决定都是为了孩子好。



然而，这正是一切的元凶。正因为他是好人，这个问题才更显得悲剧化。



种田老先生希望儿子继承家业，无疑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及期望，却又显现出“全是为了孩子好”的自我欺瞒。继承家业能成就孩子的将来与幸福——这种强迫推销的价值观潜藏于水面之下。



当然，这并非“坏事”，不该是“坏事”。做父母的期望孩子过得比自己更幸福，怎么会是“坏事”呢？



然而，它就是“坏事”。即使是以亲情形式呈现，只要其中具有独裁支配性质，对孩子而言便是束缚，便是妨碍孩子自立的“坏事”。孩子为了保护自我，只能反抗父母。成长过程中包含着俗称反抗期的概念，不是没有道理的。倘若真的爱孩子，就该认清现实；但这种“爱”往往便是阻碍父母认清现实的元凶。像这样的悲剧，普天之下能有第二出吗？



种田老先生勉强逃过了这出“悲剧”；他虽然满口怨言，却承认了孩子的独立。只不过，他似乎不认为自己“逃过了悲剧”，只当成一个不孝子忤逆老父的典型“故事”看待。如此这般，“悲剧”的火种便继续保存下去。



“那您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对，我的老伴早就过世了，所以家事全由我一个人包办。唉！人老了，一天就变得特别长，忙着杂事才不会想东想西，日子也比较好过——怎么越扯越远啦！我本来没打算发这些牢骚的，不好意思啊！”



“不，不会。对了，今天我来拜访，是为了向您打听之前提过的鸟越家。”



“鸟越家？什么事？”



“您说五年前久作过世后，他的父母便离婚了；我想拜访其中一方——”



“丈夫去了哪里我不清楚，听说搬到很远的地方去，音信全无了。不过女儿嘛——壹子的女儿和见我倒是知道，因为她现在仍然独自住在娘家。”



“独自？这么说，她没有再婚？”



“好像没有。还不到五十岁，真可惜——不，不能说真可惜，现在这个年头，这么说会有歧视女性的嫌疑，是吧？我不太清楚，总之她好像是单身。我偶尔会在路上遇到她，也没听她提过她有了新家人。唉！儿子发生了那种事，她大概不敢再成家了吧！”



“我能见见她吗？”



“我想可以，她现在应该在家。”



“她没工作？”



“她以前是去文化教室教课，现在在自己家里开了教室招生。”



“那她现在正在上课吗？呃，教电子琴？”



“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上课，打电话问问她有没有空好了。”



“能请您代为询问吗？真的很不好意思。”



“什么话，小事一桩。你等一下。”



种田老小生爽朗地起身，替我们打了电话；幸好，对方似乎在家，可以听见他快活的说话声——有两个学生来这里，说想见你一面。



“——她说傍晚可以过去。”



种田老先生带着亲切的笑容走了回来。



“不过她说她有很多事得忙，希望你们在四点到五点之间过去。”



现在还不到下午三点，时间很充裕。正当我如此想着，高千开口了。



“那么，在拜访鸟越家之前，能再请教一个问题吗？”



“可以，尽管问。”



“您曾说过五年前久作过世那一阵子，壹子女士卧病不起，对吧？”



“嗯，是啊！”



“您又说她后来治好了，是吗？”



“好像有说过。”



“这代表她卧病不起有个具体的原因，而那个原因根治了？”



“嗯，对，她是受伤。”



“受伤？”



“好像是从她家的楼梯上摔下来。具体的症状我不知道，我猜应该是因为听见久作自杀，打击太大，脚步没站稳吧！”



“抱歉，这部分我想更加了解一下。”



“咦？哪部分？”



“壹子女士从楼梯上摔落，是在久作过世之后的事吗？”



“是在久作死后……咦？”



他盘起手臂思索。



“我一直以为是，但被你这么一问，可就不确定啦！不过确实是那一阵子没错。”



“对不起，这件事很重要，请您一定要想起来。”



高千这么执拗地要求别人回答，还是我头一次见到。种田老先生虽然没义务回答，但渴望帮她的心意似乎占了上风，只见他拼命地回想。



“唔，毕竟是五年前的事了……呃，当时是什么情形呢？呃，我记得在某个地方遇到和见，当时久作应该已经死了，因为我记得我说了些哀悼的话。那时她提到壹子受伤，躺在床上——果然是之后吧！”



“之后……是吗？”



“不，不对喔？呃，我记得我当时还想，好好一个圣诞节，她却死了儿子，母亲又卧病在床，真可怜；所以那天是久作过世的隔天啰？这么说来，咦——说不定是同一天。”



“同一天？”



“对，我现在想起来了，圣诞节那天，和见提到她前一天带着壹子上医院；照这么看来，久作过世和壹子摔下楼梯应该是同一天，五年前的平安夜。”



“同一天——那么是哪一件事先发生的？”



“咦？这个我可就不知道啦！”



“说得也是。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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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越和见以发圈圈着长发，给人的感觉颇像从前的女学生。



高千与我被带往的，似乎是设置于庭园一角的电子琴教室；我们在偌大的原色沙发上坐下。



打从一开始，我便明白我们并不受欢迎。这次的会面，全赖种田老先生的介绍才得以实现；倘若我们直接交涉，她八成不肯相见——鸟越和见的表情，教我不得不明白这一点。



尤其在面对高千时，和见完全不掩藏她的敌意。先前高千无论到何处打探消息，皆是大受欢迎；这回总算像个“侦探”，被当成不速之客看待了。



“有什么事？”



招呼才刚打完，和见便严阵以待，仿佛一等我们开口就要下逐客令。听了她这第一句话，我立刻被某种不详的预感侵袭。



方才我形容她像从前的女学生，绝非出于正面意义，甚至可说是负面意义。



她看来即是故作清纯的类型；说得更白一些，便是藉由激发男人的保护欲及处于被害者立场，来维持对他人的优势（所以无论年龄多大，这类女人大多猛装年轻）。她们对外保持楚楚可怜的形象，背地里却做些连杀人魔都自叹弗如的冷酷行为——尤其是对付同性时。



才刚见面，听她说了一句话，便将她彻底类型化，说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夸张；但就结果而言，我的直觉分毫不差。说归说，这并非因为我的观察力敏锐。倘若我独自来找和见，这个直觉必然不会发生效用；我一定会被和见的“被害者面具”所骗，误以为她是个死了儿子与母亲，又被丈夫抛弃的可怜女人。



然而，现在高千也在场，和见的本质用不着我来认清，便因高千的存在而不攻自破。或许和见一眼就领悟高千是自己的“天敌”，若是大意便会“败阵”——这股戒心让她下意识地将平常男人在场时绝不暴露的真面目显露出来。



和见对高千——这下肯定会有一场腥风血雨。这个预感又是正中红心。